周恩来
前言
长征途中，危害最大的有四个疾病，即疥疮、疟疾、下腿溃疡和拉痢疾。
原卫生部副部长、中国医科大学校长王斌在年9月22日接受中央文件研究室访问时，曾提到在长征时期，危害红军战士的四种疾病、在当时缺医少药的情况下，基本上每样疾病，都能要了战士的性命。另外王斌在回忆中还提到了，周总理曾在毛儿盖时，就曾因为身患痢疾，差点因此而送命。
更要命的是，周总理患病时，当时红军之中著名的神医傅连暲不在军中，情急之下只能由随军的医生进行治疗，而在这种艰难的环境下，周总理又是如何被治疗好的呢？
长征
征程漫漫
年6月12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与红四方面军在达维顺利会师。
这一次会师也标志着以红一、红四两大方面军会师，为接下来的革命即将打开新的篇章的时候，两大方面军会师以后，党中央即决定以红军主力向北进攻，趁机在运动战中歼灭敌人，并夺取甘肃南部地区，为创建川陕甘根据地做充足准备，由于张国焘的掣肘，致使后来松潘战役的计划未能顺利实施。
为了平衡两个方面军的工作，即做到统一指挥、统一行动的问题，时任红军总政委的周恩来，将职务让给了张国焘。
红军长征路线图
当时周恩来已经病重数日，发高烧、咳嗽，整日卧床不起，实际上已经无法负担工作，当毛主席、张闻天找到周恩来并提出这一打算的时候，周恩来完全不计较个人名利，同意让出总政委这一职务。
为了贯彻执行北上作战的计划，红一、红四混编为左右两路军，其中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率领，右路军由红军前敌总指挥部（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改组）率领。当时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一起随右路军行动，右路军经过千辛万苦，渡过了荒无人烟的草地，并于八月底抵达班佑地区，当时左路军也进军至阿坝地区，与此同时右路军在包座地区采取围点打援的战术，歼灭国民党军第49师余人，为进军甘南打通了通道。
可这时候由于张国焘的掣肘，导致了左路军迟迟未能跟进，更为关键的是张国焘反对南下，虽经中央多次开会，仍然固执己见的反对，不得已的情况下，党中央只能先新一步，率领红一、红三军团先行北上，并于10月19日在陕北的红十五军团会师。
长征时期的周恩来
事实上在这一过程中，由于病重的关系，周恩来基本上就没有参加过这一期间的会议。9月8日时张国焘就发电给右路军的徐向前、陈昌浩，要求他们率军南下，陈昌浩带着电文去找毛主席、张闻天开会，因为周恩来病重，因此这次会议就是在周恩来病榻前举行的。
总而言之，就是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周恩来的忽然病重，也给前路漫漫的红军，带来了许多的未知之数。
自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以后，周恩来便身体不好起来，开会时时常咳嗽，还发着高烧，但当时也只是认为或许太累了的缘故，所以安排周恩来进行休息，虽然休息有助于身体恢复，但很明显周恩来的病情还是日渐加重，到随右路军抵达毛儿盖的时候，周恩来病势就已经非常严重。
魏国禄
曾任周总理警卫员的魏国禄，在周总理去世以后，曾写下一本《随周恩来副主席长征》一书，书中有一篇中提到了周总理这次患病的经过。
当天晚上，周恩来照常抱病工作，警卫长范金标准备好晚饭，打算叫首长出来吃，当时周副主席看了看，觉得不想吃，就嘱咐魏国禄倒一杯开水过来。范金标看到首长在工作，于是没有上前去打扰，按照惯例周副主席通常都要办公到很晚，结果当天很快就熄了灯，魏国禄因此还感到有些诧异，可没过了一个钟头，就听到里面喊警卫员的声音，结果进去一看，周副主席有气无力地说了一句，想再要一杯开水，魏国禄心知有些不妙，顺手一模，原来周副主席已经在发烧，而且烧得还相当厉害，后来叫来了随军医生量体温，结果发现周恩来这时候已经高烧到了39.5℃。
范金标（-）长征时期周恩来警卫员，年被授予大校军衔
神医妙手
长征开始以后，邓颖超就不在周恩来身边，当收到消息赶到的时候，周恩来的病情已经十分严重，躺在床上上发着高烧，身上盖着厚厚的被子，可即便到了如此紧张的情况下，邓颖超依然还要负担繁重的工作，为了能时刻了解周总理的病情，以至于邓颖超不得不骑着马往返两地。
从第二天开始，周恩来的高烧情况已经十分严重，听说这件事儿的毛主席也当即赶到了周恩来的住处，现场已经有卫生部的数名大夫在，毛主席关切周恩来的病情，于是询问卫生部的人：“傅连暲能不能回来。”
傅连暲是红军时期著名的大夫，也是新中国建立以后卫生事业的奠基人、创始人，后来被授予了中将军衔，毛主席之所以询问傅连暲在不在，是因为傅连暲的医术十分高明，土地革命时期，傅连暲就曾多次治疗各种疑难杂症，挽救了许多红军战士的生命。
周恩来与邓颖超
可不太走运的是，由于红一、红四方面军混编，朱老总负责指挥左路军，卫生部派出傅连暲也随左路军行动，两军之间相隔数百里地，根本就来不及赶到，卫生部的人也毫无办法，也就是在这个紧张万分的时刻，有人提到，一支队可能还有一名医生随军，据说是罗炳辉从江西吉安带来的，医术十分高超。
一支队赶来的这名大夫名叫戴济民，戴济民早年曾在江西吉安行医，医院，后来红军到了吉安后，戴医院的医疗器械全部捐出来参加了红军，还为红军培养了许多的医护人员，后来和傅连暲、陈义厚、李治一起并称为医界的“四大金刚”。
由于周恩来病情严重，红军卫生部部长贺诚也赶到了现场，为治疗提供帮助。由于缺少医药，以当时的条件，戴济民在诊断以后，提出了先降温的疗法，要求警卫人员出发到外面寻找冰块进行降温，范金标、魏国禄这些周总理的警卫员，后来都被派出去寻找冰块去了，因此对后来赶到的医生以及治疗的过程，并不十分熟悉。
图
长征时期邓颖超
由于周总理在红军之中的重要性，远隔数百里之外的朱老总也发来电报询问情况，只是当时事态紧急，所有人都在围绕着周总理的身体情况，反倒无暇顾及。不过比较幸运的是，之前我们提到的医界“四大金刚”中，李治恰好也在军中。另外红军卫生学校校长、医院医生王斌也在，为治疗提供了很大的帮助，还有一位孙仪之大夫也参加了治疗。
王斌是年赴井冈山参加的红军，而李治、孙仪之都是后来同国民党军作战中被俘的。
李治是打张辉瓒的时候被俘参加红军的，而孙仪之原先是国民党军52师6团卫生队队长，也是被俘以后参加的红军。但后来致力于解放事业，李治、孙仪之后来都被授予了少将军衔。
王斌会同李治、孙仪之共同诊治周恩来的病症，后来通过化验粪便的办法，发现了阿米巴原虫，因此可以断定的是，周恩来时患上了阿米巴痢疾，这种疾病当时在长征时期是最致命的，一方面是因为行军过程中饮食不卫生，发病率高，而另一方面缺乏充足的医药也是该病致死率颇高的重要原因。
王斌（-）著名外科专家、医学教育家，原中国医科大学校长
事实上就在诊治过程中，周恩来的病情就已经不断的恶化，甚至出现了病危的征兆，王斌治疗过程中发现，周恩来病症为高烧不退、拉痢拉得非常厉害，唯一比较幸运的是，当时除了大夫在，王斌还带着许多的检查病症的仪器，如X光机、显微镜等等，经检查发现周恩来白血球增高，皮肤黄染，肝肿大在右下横指，因此可以确诊为阿米巴肝脓疡，因此王斌后来也赶紧命人去野外寻找冰块，将冰放在肝区，目的就是为了炎症不在横向发展。
当然由于野外不具备手术的条件，关于排脓，王斌打算利用肝肿胀向下诱导的方式，利用肠道来排脓，与此同时利用治疗痢疾的药物易米丁，双管齐下的方式来治疗疾病。
艰辛历程
其实从治疗的过程来看，也仅有几天的时间，可这过程中，医疗人员以及身边陪护人员付出的心血也相当之大。
李治（-）开国少将，建国后，任军事学院卫生部部长、军事学院院务部副部长
首先是外出的警卫员需要找到冰块，根据邓颖超后来回忆称，冰都是从60里以外的高山上背回来的，背冰的人一大早就已经出发了，到半夜两三点钟才回来，而且背回来的冰基本上已经化掉了大半，不过总算是还留下了不少。
邓颖超一开始也不在周恩来身边，而是来回地跑，毛主席也十分担心周恩来的身体情况，因此将他安排到了总部自己居住的旁边安顿，因此邓颖超也跟着一起住了下来，需要指出的是当时红军开拔在即，周恩来虽然病重，但也不得不躺在担架上一起随军行动。
后来医生诊断为阿米巴肝脓疡后，医生一方面进行治疗，另外一方面，也在不断的查找资料，并向邓颖超说明情况，由于当时周恩来已经病危，几乎是昏迷不醒，因此所有的心理压力全都在邓颖超这边，而且治疗的过程只要有些许的差错，就很容易造成问题，当时医生给邓颖超看的书中，所列举的肝脓疡治疗后续后，几乎超过90%以上会“预后不良”。
孙仪之（-）开国少将，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部长
为了方便照顾，邓颖超几乎是寸步不离开周恩来身边，期间还谨遵医生的嘱托，每隔一个小时就测量一次体温。另外为了将脓顺利排出体外，李治大胆提出，以穿刺引脓的方式进行治疗，经过请示党中央以及毛主席以后，手术进行得十分顺利。也就是在冰敷过的当天下午五六点钟，周恩来醒了过来，随后腹痛腹泻，这一次腹泻足足泄下来小半盆，后来发现全部都是绿色腥臭的浓状便。
医生第二天过来诊断后，认为这应该是肝脓疡穿孔后，从肠子排泄出来的脓。为了让脓排干净，医生又开了不少的药给周恩来服用，当时周恩来处于迷迷糊糊的状态，体温也因为腹泻的缘故降到了35℃，并且还有持续下降的征兆，就连医生也不敢告诉邓颖超，这时候周总理的体温，其实已经接近“死人”的温度。
阿米巴痢疾感染过程
好在经过紧张的治疗以后，周恩来的体温迅速的回升，人也变得清醒过来，这也证明了治疗手段的有效性，由于病情差不多已经是在康复阶段，而王斌由于要去治疗王稼祥的腰伤，因此紧急离开，周恩来的身边就只留下了戴济民医生跟随担架一起，以便于应对随时可能的突发状况。
整个过程惊险紧张，以至于在知晓转危为安以后，邓颖超还和主治大夫王斌说了一句：“哎呀，真是很紧张啊！”
长征抵达陕北后的周恩来
不过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有关周总理在长征途中患病的事情，各方多有不同的揣测，到了80年代左右，中档文献研究室的几名同志采访了当年曾参加抢救的医生，笔录了一部分的历史资料。
其中贡献最大的是王斌大夫，由于他本人曾亲自参与对周恩来的治疗工作，因此所留下的记录也非常详细，不过由于过去了太长时间，加上记忆有所出入，第一次采访过程中，王斌提到的地方都有很多疏漏之处。包括治疗阿米巴痢疾以及阿米巴肝脓疡的过程以及参与救护的医生。并且第一次采访中王斌大夫虽然指出是用药、冰敷等治疗手段，可提到康复过程时却又很模糊，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几名同志为了炎症王斌的说法，医院询问病症以及治疗的方式和手段。
对于弄清楚当年这段历史，王斌大夫很是热心，中央文献研究室的人员先后于年9月26日以及10月30日两次到访家中，王斌不顾年事已高，还留下了文字手稿：
周副主席在长征途中毛儿盖患阿米巴痢疾，经主治医生王斌和李治大夫、孙仪之大夫共同会诊，在显微（镜）下发现阿米巴痢疾原虫。故此确诊。
继而每天高烧。发现肝右叶肿大下垂到盆腔口。白血球增多。
以胸骨和脊柱中线为轴，测量左、右胸围。右侧胸围比左侧胸围大四横指。因此确诊并发右叶肝脓疡。根据临床病理统计，多是孤立的肝脓肿，可与横结肠粘连。穿孔排出脓汁而愈。但也有不是孤立的一个，附带两三个较（多）脓肿。
天佑先人，周副主席的病顺乎自然发展规律而痊愈。当然与诊断治疗准确有关。注射Emetine，肝上方放冰袋促其向下发展与横结肠粘连穿孔。
左一贺诚（-），开国中将，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副部长
由此可见，周总理当年在毛儿盖突发疾病，起过程时何等的凶险，虽然说病症好转的过程超乎寻常的顺利，但是却和大夫们辛勤努力的结果也是分不开关系的，这两次造访，不仅弄清楚了治疗的方法，还弄清楚了当年参加治疗时候的另外两位大夫李治和孙仪之。
结束语
不过遗憾的是，年采访王斌医生时，孙仪之医生已经于年6月18日去世，后来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同志找到了当年曾参加过救治的李治医生采访。
年12月14日，已经90多岁高龄的李治躺在床上接受了访问，虽然时隔多年，可李治依然清晰地记着当年周总理患病的经过，并指出了病症以及治疗的方式，另外李治在口述中，也提到了当年曾参加过救治的孙仪之医生，等于说确认了当时亲自参与救治的四位主治大夫，他们分别是戴济民、王斌、李治、孙仪之，另外当时红军卫生部部长贺诚也在周恩来病重时及时赶到现场进行指导，这些人的名字，我们都不应该忘记。
邓颖超
经过治疗以后，周恩来的身体仍然十分虚弱，不得不躺在担架上，除了戴济民负责跟随担架随时观察治疗外，在毛主席过问下，彭老总从运送迫击炮的队伍中，专门抽调了几名战士负责轮流抬担架，当时听说抬担架的人手比较缺乏时，陈赓与杨立三还主动承担了抬担架的重任，一直到部队都走出了草地，杨立三的肩膀也被磨坏了，年杨立三因病去世，周总理为了感念杨立三曾在草地抬担架的恩情，执意要为杨立三抬棺，在极为困难的革命年代里面，这些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之间彼此的情谊，让人十分感动。
